二战时期曾任澳大利亚第二军军长：斯坦利·乔治·萨维奇

•出生与教育：斯坦利·乔治·萨维奇于1890年6月26日出生在维多利亚州的莫维尔，是塞缪尔·萨维奇（一位屠夫）和他的妻子安·诺拉（娘家姓沃尔姆斯利）的八个孩子中的长子。

•12岁时，萨维奇离开科伦布里拉州立学校，去当铁匠的助手。在科伦布里拉期间，他作为号手加入了学校的少年军校。1907年，萨维奇一家搬到维多利亚州的普拉兰，在那里萨维奇做过多种工作，并在1907年至1909年的18个月里服役于普拉兰高级军校。他成为一名童子军教官，创建了雅拉第一分队。

•一战时期：

•萨维奇于1915年3月6日加入了澳大利亚第一远征军，并被分配到第24步兵营，该营于1915年5月8日乘坐运输船“欧里庇得斯”号从墨尔本出发前往埃及。由于缺乏教育背景，他未能获得军官委任，但于4月30日晋升为下士，并于5月8日晋升为代理中士。第24步兵营于1915年9月5日在加里波利登陆，并接管了“孤松”阵地的一部分防线。9月20日，萨维奇成为连队军士长。11月9日，他在那里被授予少尉军衔。1915年12月加里波利撤退期间，萨维奇被选为三名随营后卫部队的军官之一。

•在埃及经过短暂的休整和重新整编后，第2师（第24步兵营隶属于该师）于1916年3月21日出发前往法国。萨维奇成为营侦察排排长，并多次带领夜间巡逻队进入无人地带。4月12日，他被任命为营情报官，并于5月1日晋升为中尉。由于受到所在旅指挥官约翰·格里布兰德准将的注意，萨维奇被安排到第6步兵旅旅部，担任实习旅情报官。格里布兰德后来回忆道：“我们对这位新任旅情报官寄予厚望，而他也做到了。”

一战时，约翰·格里布兰德准将和他的参谋们在一个弹坑里用餐

•1916年7月和8月，萨维奇参加了波济耶尔和穆克农场的作战行动。有一次，他冒着猛烈的炮火执行任务，与他一起出发的一名勤务兵从此杳无音信。9月15日，萨维奇晋升为上尉。11月8日，他在弗勒尔受伤，但仍然坚持执行任务。然而，12月20日，他因患流感被送进医院。1917年1月5日，萨维奇重新回到第24步兵营，并于2月3日被任命为副官。

•1917年2月，德军开始从索姆河地区的阵地撤退至兴登堡防线。格里布兰德暂时指挥第2师，该师当时正对着瓦伦库尔镇。第6步兵旅的巡逻队发现瓦伦库尔镇已空无一人，于是占领了该镇。第24步兵营在德军撤退时一直与他们保持接触。3月13日，第24步兵营——此时已负责整个旅的前线——发现格雷维利耶镇已空无一人，于是占领了它。到1917年3月17日，巴波姆前方的战壕已无人防守，第6步兵旅占领了该镇的北部郊区。

•在1917年5月的第二次布勒库尔战役中，第6步兵旅成功突破了兴登堡防线，但由于其侧翼的第5步兵旅未能取得同样的突破，第6步兵旅的阵地岌岌可危。随后，该旅面临德军的强烈反击。萨维奇当时在前线战壕中，试图协调第24步兵营的防御。萨维奇意识到，形势“相当严峻”。要守住阵地，需要非凡的坚韧和勇气。查尔斯·比恩写道：“第6旅在这一天的成就，在澳大利亚远征军的历史上几乎没有先例。在整个从维米到靠近奎安的战线上，他们几乎是唯一的成功者。”

•萨维奇因布勒库尔的行动受到嘉奖，并被推荐授予军事十字勋章。他的嘉奖令中写道：1917年5月3日在兴登堡防线作战时表现出卓越的勇敢。他在协助重组一支溃散的步兵分队后，担任了在被占领阵地中的高级军官的参谋人员。在此职位上，他表现出极为可嘉的镇定、活力和能力，获取了有关战斗进展的可靠信息。

•萨维奇最终于1918年1月1日被授予军事十字勋章，以表彰他在1917年2月26日至3月17日期间的“一贯良好的工作表现和对职责的忠诚”，以及在1917年4月至5月的第二次布勒库尔战役中表现出的“临危不惧和坚韧不拔”。他因在帕斯尚迪勒战役中的表现第二次受到嘉奖，尽管最初他被推荐授予军事十字勋章的附加饰条（表示再次立功）。他的嘉奖令中写道：因表现出卓越的勇敢而受表彰。在10月3日至4日的夜晚，他协助在宗贝克布置起跳线和方向带，进攻的营队据此列队。随后他检查了这些布置的准确性——这一切都是在猛烈的火力下完成的。之后，他还帮助引导攻击部队进入阵地。在10月8日至9日的夜晚，他在受到特别猛烈火力攻击的布罗德赛德岭进行了类似的工作，并在整个10月9日的进攻期间，他一直留在前沿区域收集情报并将其转发给旅部。这位军官在许多场合都因其勇敢而格外突出。

•尽管萨维奇被告知他的嘉奖令已经通过，但这枚勋章却从未正式公告。1917年9月10日，他成为第6步兵旅的助理旅参谋长，并从11月22日起至1918年1月11日担任代理旅参谋长。

•1917年俄国沙皇退位后，高加索战线崩溃，中亚地区对土耳其军队敞开了大门。英国陆军部制定了一个计划，派遣一支由精心挑选的英国军官和士官组成的部队，去组织任何愿意与土耳其军队作战残余俄国军队或平民。澳大利亚军团指挥官威廉·伯德伍德爵士将军收到了邀请澳大利亚军官参与的请求。大约二十名军官被选中，他们都是澳大利亚领导层中的“精英中的精英”，其中包括萨维奇。这支部队以其指挥官少将利昂内尔·查尔斯·邓斯特维尔的名字命名为邓斯特部队，他是吉卜林小说《斯托基与伙伴》中主角的灵感来源。邓斯特部队于1918年8月抵达巴库。人们希望从支持过俄罗斯人、并且历史上一直害怕土耳其人的格鲁吉亚基督教徒、亚美尼亚人和阿萨西里人当中，邓斯特部队能够募集一支军队来遏制土耳其人，但“这一任务被证明是超乎常人所及的”。

1918年，担任上尉时的萨维奇

•在土耳其人占领乌尔米耶之后，萨维奇发现了数以万计正在逃离的亚述难民。他派遣了来自自己部队的一小群志愿者，连同难民一起，组成了后卫部队，以阻挡正在屠杀难民并将年轻女孩掳走为奴的波斯人和库尔德人。官方历史学家查尔斯·比恩后来写道：萨维奇和他的八位同伴在那个晚上以及次日半天里，面对如狼般渴望攻击手无寸铁人群的数百名敌军，所展现出的抵抗精神，是这位作者所知的这场战争历史中最为出色的篇章之一。

•萨维奇随后因在这次行动中的努力被授予杰出服务勋章。他的嘉奖令中写道：因在1918年7月26日至28日从赛因卡兰撤退到提卡塔普期间，以及在8月5日至6日的查尔卡曼表现出的卓越勇敢和对职责的忠诚而受表彰。他指挥一个小分队负责保护难民纵队的后卫，依靠自己的资源和有效的部署，成功击退了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敌人。他坚守一个又一个阵地，直到几乎被包围，每次都能巧妙地带领部队脱离险境。他冷静坚定，并且以身作则，激励了他的部下，也鼓舞了那些惊慌失措的难民。

来自凡湖和乌尔米耶湖地区的亚美尼亚难民在前往巴库巴的途中经过了巴拉德鲁兹，邓斯特部队正在接待难民

•因在伊朗的服务，萨维奇第三次受到嘉奖。他后来写了一本关于他经历的书，书名为《斯托基的孤军》，并于1920年在墨尔本出版。1918年11月，他因患疟疾被送往孟买的医院，1919年1月返回澳大利亚。

•战间期：

•一战结束后，萨维奇回归平民生活，重返平民生活后，萨维奇经历了一番挣扎。他一度失业，后来在墨尔本的一家批发公司找到了工作。

•1923年，他成为吉隆“退伍军人磨坊”的独家代理人。他作为销售员取得了成功，并最终成为整个澳大利亚的独家代理人。

•1930年，他作为澳大利亚国家党候选人参加了维多利亚州议会考菲尔德选区的竞选，但未能成功。

•1923年，格里布兰德在霍巴特创立了“纪念俱乐部”，旨在鼓励退伍军人从商。1923年8月，萨维奇前往霍巴特拜访格里布兰德，格里布兰德敦促他在墨尔本也成立一个类似的俱乐部。萨维奇回到墨尔本不久后，一群退伍军人聚在一起，为即将前往英国的其中一人送行。萨维奇借此机会提出了成立一个类似格里布兰德“纪念俱乐部”的想法。经过几次非正式会议后，墨尔本俱乐部的成立大会在墨尔本的澳新军团大厦举行。“遗产澳大利亚”最初作为一个退伍军人俱乐部成立，但很快转变为一个专注于战争遗孀和孤儿的慈善组织。在随后的26年里，由于他的承诺、精力和热情，萨维奇的名字与俱乐部及其运动密不可分。

•萨维奇于1920年2月19日加入民兵组织，保留了他在澳大利亚远征军中的上尉军衔。他从1921年7月到1924年11月在格里布兰德指挥下的第三师师部服役。他从1924年12月1日起指挥第37步兵营，直到1928年7月31日。

•从1928年8月1日起指挥第24步兵营，直到1935年5月31日；从1935年6月1日起指挥第10步兵旅，直到1939年10月12日。在此期间，他于1924年7月1日晋升为少校，1926年7月1日晋升为中校，1935年6月1日晋升为上校，1938年5月1日晋升为准将。

•他的晋升速度虽然称不上一飞冲天或独一无二，但仍然比弗兰克·贝里曼、霍勒斯·罗伯逊，或乔治·艾伦·瓦西等常规军官快得多。他们在远征军中曾担任上校军衔，但此后近二十年一直停留在该军衔，最终发现自己竟然是像萨维奇这样的民兵军官的下属。萨维奇对常规军官持批评态度。在担任第10步兵旅旅长期间，他坚持要求皇家军事学院的毕业生先担任连长，再担任参谋职务，以便他们能够了解士兵。他曾写信给格里布兰德：“参谋团的人员很年轻时就被纳入体系，只被训练成军人。在和平时期，他们主要是军事文书，能够背诵那些小红书的内容。当然，有些人会超越这个阶段，但这样的人寥寥无几。”

•二战时期：

•利比亚战场：

•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不久，总理罗伯特·孟席斯宣布组建第二澳大利亚远征军。他还指示新成立的第6师的所有指挥官职位将由民兵担任。托马斯·布莱梅少将于9月28日被任命为第6师师长，他选择了萨维奇指挥该师的第17步兵旅，这是来自维多利亚州的旅。萨维奇被授予澳大利亚远征军序列号VX13。他和布莱梅曾在1931年至1937年布莱梅指挥第3师期间共事，萨维奇“无论在顺境还是逆境中，都对布莱梅近乎狂热地忠诚”。对于常规军官来说，被排除在指挥岗位之外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萨维奇怀疑——部分是准确的——参谋团的军官们正试图排挤他。一种“普遍的批评和贬低的氛围”影响了部队，最终恶化了布莱梅和一些参谋团军官之间的关系。

•考虑到缺乏经验，萨维奇指挥的第17步兵旅在巴尔迪亚战役中被赋予了复杂的任务。当时，第2/6步兵营在右翼进行佯攻，而第2/5步兵营在第2/7步兵营部分兵力的加强下，试图跟进第16步兵旅的攻击，其余第2/7步兵营的兵力则作为预备队。该旅必须同时向四个方向行动。计划很快出了问题，尤其是第2/5步兵营遭遇了一系列不幸事件。到夜幕降临时，师部参谋长弗兰克·贝里曼上校得出结论，第17步兵旅已经过于疲惫且陷入混乱，无法继续作战。这种情况部分是由于敌人的行动造成的；其余则归因于贝里曼自己的计划，该计划分散了该旅的兵力，并且没有为其提供足够的装甲部队支持，特别是在最后阶段，还缺乏炮兵支援。萨维奇也应承担部分责任，因为他未能确保他的下属理解并执行该计划。

•在托布鲁克战役中，萨维奇指挥的第17步兵旅再次被分散并被赋予次要角色。然而，在向德尔纳推进时，该旅成功地比罗伯逊的第19步兵旅更早抵达乔万尼·贝塔。到2月底，战役已经结束，萨维奇被指派在埃尔阿盖伊拉附近坚守防线。他确信德军正在向该地区移动，但他的担忧被第一军的旅参谋长悉尼·罗威尔准将驳回。一个月后，当德国非洲军团对埃尔阿盖伊拉附近的英军发起突袭时，萨维奇的判断被证明是正确的，但此时他和第17步兵旅已经在埃及，准备参加希腊战役。尽管这次战役引发了对他是否适合指挥的质疑——主要源于他在巴尔迪亚的表现，但也与他和瓦西、贝里曼以及罗伯逊之间的持续争执有关——萨维奇还是被授予了英国帝国勋章指挥官勋章。他的嘉奖令中写道：萨维奇准将指挥第17澳大利亚步兵旅参加了巴尔迪亚战役（1月3日至5日）、托布鲁克战役（1月21日至22日）、德尔纳战役（1月24日至31日），以及对斯洛塔的追击行动。他在整个过程中表现出了出色的管控、组织能力和领导力，最终以一个杰出的主动性和驱动力的范例打破了德尔纳以西的敌军侧翼，从而加速了敌军的撤退和最终失败。

1941年1月4日，澳大利亚第2/2营步兵在利比亚巴尔迪亚的街道上快速行进

•希腊与叙利亚战场：

•第17步兵旅是最后一批在希腊登陆的部队，于4月12日抵达比雷埃夫斯。萨维奇被任命为“萨维奇部队”的指挥官，该部队由第2/5、第2/6、第2/7和第2/11步兵营组成，配有装甲、炮兵、工兵和其他支援部队。他的任务是掩护盟军在卡拉巴卡周围的侧翼。

•4月17日，萨维奇接到从卡拉巴卡撤退的命令，只留下后卫部队。然而，他身后的道路被车辆堵塞，而唯一一条还算不错的撤退路线上的关键桥梁被意外炸毁。萨维奇决定无视命令，坚守阵地直到道路畅通。随后，他成功地完成了撤退，尽管在一次空袭中他的司机脚部受伤。1941年5月1日，萨维奇返回巴勒斯坦，并开始重建他的旅。因希腊战役的表现，他第四次受到嘉奖。

•1941年6月，第7师正在参与叙利亚-黎巴嫩战役。它的一个问题在于，它试图用仅有两个旅的兵力来打三场不同的战斗，因为通常隶属于该师的第18步兵旅正在参加托布鲁克围城战。因此，萨维奇的第17步兵旅指挥部被调来为第7师提供一个第三旅的指挥部。萨维奇指挥的三个营之前从未一起配合过——它们是第2/3、第2/5步兵营和第2/2工兵营。他在达穆尔战役中取得了显著的成功，这场战役也被他认为是他在战争中指挥得最成功的一次战斗，尽管他的表现受到了贝里曼的批评，贝里曼认为萨维奇把指挥部设得太靠后，导致错失了一个重要机会。然而，最终这对战役并没有产生显著的影响。

•到1941年6月，布莱梅开始担心萨维奇的健康状况。8月的一次全面体检表明，萨维奇已经达到了完全精疲力竭的状态。因此，布莱梅决定让萨维奇和穆雷准将返回澳大利亚参加招募活动，这被视作“以一种体面的方式让两位在中东地区做出了贡献，但在他看来难以承受现代战争激烈体力要求的军官光荣退休”的办法。

•太平洋战场：

•萨维奇于1942年1月5日抵达澳大利亚，发现他的新任命已被改为第3师的师长，并于两天后晋升为少将。随着与日本开战，澳大利亚的军事力量进行了大规模重组，萨维奇是多名在中东地区有经验的军官之一，被提升并指挥本土军队的一个师。萨维奇全身心投入到为战争准备他的部队的任务中，清除了身体条件不合格和能力不足的人员。到5月，他已经撤换了大约60名军官。替换他们则是另一回事。萨维奇接管时，该师的兵力不足一半，且有大量的18岁新兵。一位新成员的到来特别令人欢迎：约翰·威尔顿中校，他于8月被任命为一级参谋长。萨维奇后来回忆说：“在我所有的参谋团队中，没有比威尔顿到来后更称职、更合作的团队了。”第3师于7月移驻昆士兰州南部，隶属于埃德蒙·赫林中将指挥的第二军。10月，赫林接替罗威尔成为新几内亚部队指挥官，萨维奇成为代理军长。由于他将注意力集中在军一级，萨维奇依靠威尔顿监督第3师的训练。

1943年2月，第3师接到命令前往新几内亚，但布莱梅最初并不打算让萨维奇指挥该师，因为他觉得“那里的形势非常艰难”，并且他对萨维奇的身体状况仍然有所怀疑。一次全面的体检为萨维奇扫清了障碍，他于1943年3月前往莫尔兹比港。沃战役的成功结束使得第17步兵旅（现由穆雷·莫滕准将指挥）留在瓦乌地区，成为西南太平洋战区唯一与日军接触的部队。此时，赫林已经接任新几内亚地区部队指挥官，他命令萨维奇威胁日军在萨拉莫阿的阵地，由此展开了萨拉莫阿-莱城战役。尽管地形崎岖，萨维奇仍然身先士卒。他视察前沿阵地，并佩戴着鲜红色的将军帽带飞越前线区域，让他的部下——以及任何日本狙击手——都知道将军正在指挥作战。

1943年，盟军B-24“解放者”轰炸机在萨拉莫阿主要日军基地上空执行轰炸任务

•萨维奇又一次陷入了争议之中。这一次，问题的根源在于赫林未能向萨维奇和威尔顿明确说明“威胁”的具体含义。最终，正是因为萨维奇的成功，布莱梅关于占领莱城的计划受到了威胁。该计划本意是引诱莱城的日军防御部队向萨拉莫阿转移。此次行动还引发了萨维奇与美军指挥官之间的激烈争执，威胁到盟军内部的团结。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种争执的根源竟然正是赫林故意含糊其辞的指令，他原本希望这种模糊性能够维护盟军内部的和谐。

•8月15日，布莱梅和贝里曼（此时已是少将）抵达莫尔兹比港。贝里曼被派往前线去见萨维奇，并评估他的表现，任务是对萨维奇在战役中的指挥做出评判——必要时甚至可以撤换他。尽管“贝里曼对萨维奇的军事能力评价极低已是公开的秘密”，但在亲自考察情况后，贝里曼不得不向威尔顿承认，他“从未想过自己会承认萨维奇是对的”。贝里曼返回莫尔兹比港后，告知布莱梅和赫林，他们对萨维奇的判断有误。然而，出于对赫林意愿的尊重，布莱梅还是撤换了萨维奇。8月23日，萨维奇因未能亲眼见证萨拉莫阿的最终攻克而深感失望，他将萨拉莫阿行动的指挥权移交给爱德华·米尔福德少将指挥的第5师。萨维奇因在萨拉莫阿战役中的贡献被授予爵士级巴斯勋章。他的嘉奖令中写道：萨维奇少将从1943年6月30日起指挥萨拉莫阿之战，直到1943年8月26日被替换。这场战斗最终于1943年9月11日取得胜利——胜利的荣誉必须归功于萨维奇少将，在他指挥期间，敌军的防御被彻底击溃。当地的地形为防御方提供了巨大帮助，只有精心策划才能攻克这些防御工事。为我方前沿部队提供补给也是一个极其棘手的问题。

•萨维奇少将克服了所有这些困难，他的部队得到了补给，他们被鼓励忍受最可怕的艰难困苦，并克服地形带来的巨大困难。萨维奇少将的计划构思精妙，并且他确保了计划的实施。所取得的成功对盟国事业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而萨维奇少将凭借其卓越的领导力，为联合国的最终胜利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

在穆博和科米亚图姆的战斗中战胜敌军，归功于他精妙的计划和有力的执行。

•1944年2月，赫林被任命为维多利亚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导致第一军出现职位空缺。对此，布莱梅将军同时提名了瓦西和萨维奇，但考虑到他们各自的职业生涯，于是推荐了后者。陆军部长弗兰克·弗德质疑布莱梅的推荐，并询问哪位是资历较高的军官。布莱梅解释说，萨维奇的资历高于瓦西——尽管他没有亚瑟·“图比”·艾伦、詹姆斯·卡南或埃里克·普兰特的资历高。布莱梅指出，在如此高级别的晋升中，资历并非最重要的考量因素，并表示他并不打算在此时推荐这些军官。弗德随后放弃了反对意见。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认为瓦西被越级晋升是“荒谬的”。

•1944年4月12日，萨维奇的第一军军部从昆士兰州北上，接替贝里曼的第二军在芬施哈芬的军部。两个军部本希望交换办公设备，从而节省运输，但高级陆军部却下令每个军部都必须携带全部物资进行转移。结果，两个军的番号被对调，这样一来，第一军仍然是驻扎在澳大利亚的军，而第二军则是驻扎在新几内亚的军。4月20日，第二军被命令接管新几内亚部队的名称和职能，而位于莫尔兹比港的新几内亚部队司令部则被解散。因此，萨维奇接管了新几内亚部队的指挥权，他的新总部于5月6日在莱城开设。当时，新几内亚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战斗行动，澳大利亚新几内亚的活动也在逐渐减少。新几内亚部队的主要任务是清理基地设施并将部队运回澳大利亚。

•1944年9月9日，麦克阿瑟取消了特遣队的组织形式。此后，美军第六集团军、第八集团军和弗农·斯特迪中将的第一集团军直接向他汇报。第一集团军司令部于10月1日抵达莱城，并接管了新几内亚的澳大利亚部队。午夜时分，新几内亚部队的番号被撤销，萨维奇的总部再次成为第二军军部。

•布干维尔岛：

•尽管布干维尔是所罗门群岛中面积最大的岛屿，但从政治上来说，它属于澳大利亚新几内亚，澳大利亚总理约翰·柯廷希望澳大利亚能为驻军贡献力量。萨维奇的第二军被命令“在不投入主力部队的情况下，利用一切机会削弱布干维尔岛上的日军抵抗力量”。约翰·赫瑟顿作为战地记者写道：“对于萨维奇将军这样的指挥官来说，他不仅深受两次世界大战中澳大利亚陆军积极进攻精神的熏陶，而且渴望以一场激烈的战斗结束自己的军事生涯，这样的命令显得极具灵活性。”盟军总司令部估计布干维尔岛上最多还有1.2万名日军，而澳大利亚陆军总部则估计有2.5万名。实际上，1944年11月，布干维尔岛上仍然有超过4万名日军。

萨维奇将军（右）和几名军官在布干维尔

•萨维奇在这场战争中的第六次也是最后一次战役中，他的指挥没有引发任何争议。他再次拥有一位才华横溢的职业军官担任参谋长——拉格纳·加勒特准将，他曾在1941年的希腊与萨维奇共事，并且最近在新几内亚也合作过。此外，作为集团军司令，战术细节可以交给下属处理，尽管如此，萨维奇仍然需要密切关注他们，以确保他们不会冒不必要的风险或造成无谓的伤亡。萨维奇继续佩戴着他的红色帽带，挂着他的汽车旗帜巡视前线。他依然保持着对普通士兵的关心，并与他们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在布干维尔的最后一次战役中，澳大利亚损失了516人生命。约有8500名日军被击毙，另有9800人死于其他原因，战争结束时仍有23571人幸存。1945年9月8日，萨维奇在托罗基纳接受了他们的投降。

1945年9月8日，日军17军司令官神田正种中将在布干维尔岛向盟军投降

•战后经历：

•从1945年10月到1946年5月，萨维奇担任复员和遣散工作的协调员。1946年6月6日，他转入预备役。此后，他重新投身商业活动，1946年至1951年担任奥林匹克轮胎橡胶有限公司的董事，并于1950年至1951年担任莫兰与卡托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他还在1946年至1951年期间担任中央战争抚恤金委员会主席，并从1951年起成为维多利亚州储蓄银行的委员。

•他是墨尔本澳新军团日游行的领导者，曾是多个前部队协会的赞助人，并被授予维多利亚苏格兰团第5营的荣誉上校军衔。

•布莱梅于1944年10月因萨维奇在萨拉莫阿战役中的表现，推荐他被授予大英帝国勋章。一年后，他又因萨维奇在布干维尔战役中的表现，推荐他被授予巴斯勋章的司令级勋位。但这两项推荐都被工党政府拒绝了。

•1949年联合政府当选后，布莱梅写信给新当选的总理罗伯特·孟席斯，请求为他的将军们授予荣誉。这一次他成功了，萨维奇在1950年6月8日国王诞辰荣誉名单中被任命为大英帝国勋章司令级军事成员。1953年，他前往伦敦，代表遗孀联合会出席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的加冕典礼。

•逝世：

•斯坦利·乔治·萨维奇将军于1954年5月15日在维多利亚州基尤的家中因冠状动脉疾病去世，享年63岁。他逝世后，在墨尔本的圣保罗大教堂举行了完整的军事葬礼，安葬在基尤公墓。

•荣誉与勋章：

•斯坦利·乔治·萨维奇将军曾经获得过大英帝国司令勋章、杰出服务勋章以及军事十字勋章等多项荣誉勋章，还曾获得过4次战功通报。

斯坦利·乔治·萨维奇将军